那天早上，我去上班，進地鐵的時候看到那位老人。
他正在下行的電動扶梯上往上爬。電梯很長，有二三十米吧，他爬到了中段，不停邁步也就維持個不上不下。
“老人家，這樣爬不上去。你上錯電梯了，先下去，再換旁邊那個上去。”我趕緊把他叫住，一起坐下去。
我沒覺得這有什么好笑，鄉下人進城，搞不清楚狀況挺正常。
下到底，他跟我問路。不知道是哪里的方言，四個字，聽了好幾遍也沒聽懂。我開始猜，好像有個“報”字，問是不是“報紙”？報紙的話出地鐵就有個報攤。他說不是，又重復了一遍，這回聽懂了，是“報社”——原來他問的是“新聞報社”（這四個字平時我們很少用，要么說“報社”，要么說“新聞社”）。
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原來又是一個來京上訪的。我搖搖頭，跟他說“不知道”，就離開了。
我當然知道“新聞報社”在哪里。人民日報在金臺西路，新華社在宣武門西大街，光明日報在珠市口東大街，要信不過這些國家級媒體，光明日報往東一點就是新京報。倘覺得報紙不理想，地鐵口出去就是中央電視臺。央視門口常年有個中年婦女駐守，舉個牌子，說是民女要見明君。
說完“不知道”我就進地鐵了，站著不動，心里隱隱有些不舒服。
不是因為我知道卻跟他說“不知道”，而是因為我知道找報社沒用。
我那些報社同仁，每天不知道接到多少這樣的來信，最終能見報的百中無一，正如我以前所說的，衡量新聞價值是有標準的，他們的故事大多沒有新聞價值，因為太常見了。即便夠曲折離奇，也可能因為種種原因，最后還是報不了。
但這些我沒法跟他解釋。他聽不懂；聽懂了也不會信；即便現實讓他碰了無數次壁，也不會讓他回頭。
以前我還會勸他們算了，沒用的，忘掉那些事情回家去吧，日子還得過。但這些話很蒼白無力，有站著說話不腰疼之嫌——要是你，你能聽得進去嗎？我也沒有辦法給他一個出路。
所以后來我就不勸了。
我忽然想到，他倒著爬電梯的一幕，簡直是他處境的絕佳隱喻。他來到了一個不熟悉的地方，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方向，他不停地往上爬，卻怎么也爬不上去，但是他卻停不下來。
作為一個讀過幾本書的人，你會想到西西弗的神話，那個得罪了諸神，每天推巨石上山，推上去又滾下來，再推上去又滾下來，不停重復無用功的人。因為加繆寫過一篇《西西弗的神話》，這個故事變得更有名了，西西弗也就成了一個不惜與荒謬命運抗爭的英雄，據說這個故事悲愴又崇高的格調，只有貝多芬的《命運交響曲》可與之媲美。
但面對現實中的一幕，我看不出有任何審美意趣。
但如果不是這一幕充滿隱喻的意象，我根本不會寫這篇文章。正是在地鐵里意識到了這一點，我才想：哦，或許可以以此為由頭給騰訊《大家》寫篇專欄，我已經四個多月沒寫了。如若不然，我頂多在朋友圈發一條就算了。
沒錯，短暫交集的結果，就是他成了我寫作的素材。
那如果我還有機會碰到他，要不要把稿費分一半給他？當然不用，這每一個字都是我寫的。我覺得自己有些矯情，但仍然感到不安。
很糟糕的一件事便是：他人造就的悲劇，會讓我們這些“無關”的普通人承受道德壓力。
就好像地鐵里的乞討者，當他伸出手到你面前，你就會感到不自在。于是有時候會有很強烈的“眼不見為凈”的需求，希望他們都不存在就好了。為什么都市人喜歡丑化乞討者，便是基于這樣的心理需求：“他們所展示的都不是真的。”
到現在，不曾發現一例乞討兒童是被拐賣的，但人們仍然熱衷于“隨手拍解救被拐兒童”，便在于一方面能夠體現自己的道德品質，同時還能告訴自己“這不是真的”——這個解釋實在太完美了，所以人們舍不得丟掉。
乞討者出現在地鐵，是一件好事，好就好在對我們生活的“干擾”。所以我深恨地鐵里號召“共同抵制賣藝乞討行為”的廣播，我曾經給地鐵公司打過電話表示抗議，即便不談道德，無論是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，還是《北京市城市軌道交通安全運營管理辦法》，禁止的只是“反復糾纏、強行討要以及以其他滋擾他人的方式乞討”，而不是籠統地禁止乞討。但我打了多次電話，人家不理我，我也就算了。
央視門口舉牌子的那個大姐，從我住附近就在那里，算起來至少有八年了。進進出出的人沒人理她，但是也沒人趕她走，她就一直站在那里。有時候我覺得這樣挺好的，甚至還會感到一絲溫暖。
這么多年下來，我終于明白，我沒有辦法幫到他們，我所能做的，就是接受他們出現在我的生活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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